王玉鹏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党史研究“三大体系”，需要开展党史学科史、党史学术思想史研究。在党史学科史发展中，以胡乔木为代表的老一辈党史工作者使中共党史真正成为一门具有鲜明学科属性、对象、内容和功能的独立学科，初步建立起以科学性为价值导向，以历史主义原则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党史研究学术体系，并尝试从话语范式、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积极探索党史研究话语体系。胡乔木治史理念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启示在于，必须坚持党史研究的人民性、战斗性、民族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胡乔木；
中共党史；
三大体系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2-0025-08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这同时亦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南，树立了更高的学术目标。为构建中国特色党史研究“三大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其中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开展党史学科史、党史学术思想史研究①，充分借鉴各个时期有建树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的相关理论成果。
胡乔木（1912—1992）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胡乔木一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和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中，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其中“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他曾经历或直接参与了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先后参与和主持起草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两个历史决议。这两个决议是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文件，是开展党史研究的基本政治遵循和准绳。胡乔木在这两个决议起草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胡乔木代表性党史论作是他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党史为以后中共党史著述提供了体系、体例、史料运用、理论分析等方面的范例，具有开拓性意义。胡乔木长期担任党史领导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党史研究重要原则、研究方法。
作为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其相关论述显现出睿智的思想之光，对今天中共党史“三大体系”构建具有启迪意义。
一、 中共党史学科逐步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成为一门有别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具有鲜明学科属性、对象、内容和功能的独立学科，并在实际上初步建立起学科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结构合理优化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根本依托，它是指以知识结构、科学划分或产业结构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学术机构的组成体系。学科体系建设主要涉及学科基础理论、组织实施、条件保障三个方面。
（一） 黨史学科基础理论建设
党史学科理论建设是党史学科建设的基础。胡乔木在长期的党史研究、编辑和宣传的实践中，积累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史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涉及党史学科性质和特点、对象和内容、理论和方法、学科功能等方面，初步构建起党史学科理论的基本体系。
党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党史是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围绕党史学科究竟属于政治学还是历史学聚讼不已②。对此，胡乔木首先明确肯定党史学科具有鲜明的政治学特点，认为不应将党史与一般历史等量齐观。史学工作者在写党史时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1］279，应注意从理论驾驭史料，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样党史才能有一种“理论的力量”。当然，这里“讲理论”并不是教条僵化地对理论的背书，而是要“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党史区别于其他历史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党性、政治性、理论性，亦即胡乔木所讲的“战斗性”。党史工作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党史研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党史工作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373。胡乔木在强调党史学科政治属性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其作为历史学科的基本属性。胡乔木主张党史研究应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他反对“代表大会万能论”，将党的历史简化、窄化为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在具体的党史研究中，胡乔木提出写党史要“用整个社会历史作背景”，“先要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离开“政治形势”，叙述党的决议，就不能正确评判党的决议成败与否。总体而言，胡乔木认为党史学科是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者说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其中政治性是其特点，而历史性则是其“生命”［2］113。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他对党史学科的学科定位认识也会有波动。在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八十年代末，他强调党史的政治性，而在改革开放后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更多凸显党史学科的历史属性。
党史学科的特点，主要是指它与一般历史学诸分支学科的不同。党史学科不同于历史学科的专门史研究，它跟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有区别。党史固然不能脱离政治史，它要以正确的政治观点做背景，如果说不清政治史，党史也说不清。但“党史是党史”［1］302，历史叙述的“中心还是党本身的历史”，跟党史关系太远的事情，就不能列入党史正式的篇幅。党史学科要求对全部历史有所取舍，抓住近现代史历史发展中关乎党革命、执政、改革和建设的关键问题，“把关键点搞清楚”，“把脉络搞明白”。而且，党史研究亦不同于纯粹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它要求将党史研究的党性与学术性统一起来，兼顾历史研究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两种传统，对有些表述需要“注意分寸”。
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对象要聚焦，研究内容要丰富。对于党史研究对象，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已经明确指出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对象，对之进行客观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胡乔木深受毛泽东党史思想影响，但他也有个人的思考。他指出党史研究的对象有一定的范围，既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过程及有关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又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党在相应问题上的思想活动以及党自身的发展等。对于党史研究内容，胡乔木从个人治党史的经历出发，提出应避免将党史简化为路线斗争史、领袖史、英雄史，他主张适当扩大党史研究内容的范围，“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在他来看，党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而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1］306-307。党史要对方方面面的人物、事件考虑周全，应“照顾群众”“照顾党外人士”“照顾普通党员”“比较研究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等。这样党史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就突破了以往单一片面的做法，将主流与支流、领袖与群众、党内与党外等结合起来，形成党史研究多层次、立体化研究新格局。当然，也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无限扩大，包罗万象，那样，中共党史也同样会混同于革命史和国史。
党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但要避免对之进行形而上、僵化理解和运用。衡量党史学科的成熟与否，不仅要看它是否具有明确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还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历史观、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党史学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但对之却不能机械照搬。胡乔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来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它是一种立场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不是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比如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要从他的“社会条件”入手，这样才能正确解释历史。否则，历史就成了少数人的“魔术”，可以任意编造，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1］55。
党史学科的功能：服务现实、指导工作、教育人民。党史学科作为一门党性强、政治性强的学科，天然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应该为政治服务、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胡乔木强调党史研究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工作，“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要从对历史的总结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3］499。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但其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将来。党史研究的另一功能是教育人民，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对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胡乔木强调党史学科的政治功能，并非是要将其学术功能、认识功能和文化功能割裂开来看。党史研究不仅是要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还应该用高尚情操陶冶人，应该将其政治性与人文关怀熔为一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良史”。
（二） 组织实施党史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
构建党史学科体系，其组织实施主要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的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类院校教学机构、专业书刊出版等诸方面。胡乔木领导创建中共党史研究室并担任第一任主任，他支持并指导党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编辑出版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集、年谱和传记等重要党史文献，包括为这些著作进行注释。他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国史学会、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馆的成立或筹划，参与讨论全国历史学研究规划，推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以及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同时，胡乔木还注意党史工作队伍建设，培养和带动了一大批党史工作的“新人”，包括专业党史研究者、党史教学工作者，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旅游事业等所需要的各类党史人才。
（三） 党史学科资料收集整理
史料是开展全部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要想写好党史，就要广泛收集资料，详细地占有资料，只有充分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來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胡乔木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和“新资料”，因为“不是利用第一手资料，书的学术价值就差了”［1］293。为此，他提出“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他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大型文献选集。在重视“书面材料”（文献）的同时，他还提出要重视“口头资料”，为了求证，他曾几次访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了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关史实［4］10，这实际上就是在开展“口述史”研究。当然，历史史料相互之间会有出入，比如有的回忆录不是本人所写，难免出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形，这就需要不同史料、多重证据之间的互参、互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便已开始，延安时期，党史学科初步形成，但它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学科向纵深发展。在党史学科史发展中，以胡乔木为代表的老一辈党史工作者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他们的研究和工作促进了党史学科主体地位、自主意识和理论自觉的形成，并在实际上建构起比较齐全的党史学科主要门类和结构体系，涵摄党史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人物志、回忆录、史料学和基础理论等。中共党史逐步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成为一门有别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具有鲜明学科属性、对象、内容和功能的独立学科。当然，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使命，后来党史研究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新发展，仍在提出对党史学科的新理解，党史学科的学科定位更趋精准，体系更趋完备，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更趋合理、规范、有效。
二、 初步建立起以科学性为价值取向、以历史主义原则为学术评价标准、以完整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学理基础的中共党史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内核与支撑，它主要是指一个学科内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共党史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和学理基础三个方面。
（一） 党史学术体系的价值取向：科学性
党史研究必须要坚持科学性。坚持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是党史获得学术身份，参与学术分工，更好发挥党史功能的前提条件。如同其他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党史学科必须应经得起学术的考察，科学性是其党性本质的外在要求。作为历史学科，党史学科所要遵守的学术标准是“真”，包括了事实的真与道理的真，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是党史具有战斗性和权威性的基础，需要用科学的态度、方法和论证来阐明有关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性问题。胡乔木反复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书写党史，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任何偏见，“按照历史的原来面目写出来”，而不是像《水浒传》开头所写的，洪太尉误走妖魔，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二） 党史学术体系的学术评价标准：历史主义的原则
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在于坚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坚持历史实证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党史研究曾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现象，把党史完全作为宣传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之后的党史研究带来以论代史、史从论出等负面影响，党史研究的真实性与学术性大打折扣。1951年胡乔木写出了他在党史界的扛鼎之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但其中也存在过分地把党史作为领袖宣传品这个“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弱点”。胡乔木本人也说过自己这本书在“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对于党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历史学的回归，他强调 “党史要多讲史实”［1］320，运用广泛占有的史料完整真实地呈现历史本来面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当然，历史主义原则并非胡乔木首倡，但其贡献在于将这种原则贯穿于党史具体研究之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2］122。
（三） 党史学术体系的学理基础：完整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完整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学理基础。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胡乔木自觉破除以往党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僵化理解，他的相关论断大大解放了党史研究者的思想。
首先，全面、客观、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相关理论、原则和方法，切忌生搬硬套。胡乔木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基本矛盾的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也并不否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历史和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依然存在的现实。但同时，他认为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能解决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全部。因此写党史不能简单套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样抽象的原理，因为历史本身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如果生搬硬套上述原理，其结果就是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了［1］327。他也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并不能说明全部历史，因为他提出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另外，撰写党史需慎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党的历史不能简化为路线斗争史。
其次，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善于将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有机结合起来。谁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针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说法，胡乔木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讲过这话，所以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他认为既要肯定作为多数人的人民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少数人，写作党史时“对于少数人，革命的少数人和反革命的少数人的作用要写”。不能因为是少数人就不提他们的作用，也不能说就是多数人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對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采取了一种折中式理解。当然，胡乔木同时承认关于历史创造者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并没有企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1］235。
再次，对党史人物评价要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故不能要求革命人物是完人，像悼词上说的那样。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这样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成为了不可理解的“神话故事”了。在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胡乔木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准确把握了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主次关系，并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标志［5］265。
最后，研究历史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善于从中国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营养。比如历史学家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但这是否合适呢？胡乔木并不认同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认为这仍然是对马克思一些观点的教条化的应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党史研究者较少讨论这一问题，胡乔木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反对将中国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封建主义，认为并非所有文化都直接受到阶级利益支配，而且“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230。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就此继续展开论述，但他的这种眼光无疑对后来党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即不仅仅聚焦政治史，同时亦应注意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党史。
胡乔木对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主张，今天已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在路线斗争满天飞的年代，确实有振聋发聩、打破党史研究禁锢、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事实上就是要抛弃党的历史上关于如何看待分析党内斗争时已形成沉重负累的那一套不科学方法，“重新确立了对历史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6］44，党史学科开始回归历史、回归学术。
三、 着眼于党史书写的新话语范式、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积极探索建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生动鲜活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包括一个学科的标志性概念、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也包括话语方式、话语权。每个学科都有其鲜明的话语体系，中共党史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在从理论上全面肃清“文革”史学理论，大力地推进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的同时，提出在新时期，党史研究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提出“新的见解”，形成“新的认识”“新的思想”，“讲点新话”，从而使党史有一些“新的面目”。这一时期，他提出了诸多治党史的新理念，形成了与他之前研究党史迥然不同的话语范式、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
（一） 新的话语范式：突破“路线斗争”话语范式，提出“两个发展趋向”党史编纂范式
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党史研究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存在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延安时期《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世标志着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此时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突出强调路线斗争与领袖个人作用，这种以路线斗争为研究主线的话语建构，成为之后很长时期内党史研究的范式，胡乔木的党史研究也受到了这种范式的深刻影响，晚年他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宣传与研究革命史的高潮，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种党史研究可以称为革命史范式，当然它与路线斗争范式并存交织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后，党史研究者思想解放，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活跃景象，革命话语体系式微，党史研究者开始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框架与范式，胡乔木“两个发展趋向”党史编纂范式即是其中代表之一。“两个发展趋向”是由胡乔木最早提出，用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发展历史的新概念、新范式。1989 年春天，胡乔木在访美期间作了一次学术演讲。在讲演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的论断，指出在1958—1978这二十年间，党内“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7］267。他的两种趋势观点突破了传统路线斗争模式，走出了极端化的思维方法，找到了一条能更全面、更客观反映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党史学界的普遍认可。胡绳、龚育之等党史学家又将“两个发展趋向”观点的运用时限进行前后延伸，即用来分析和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前29年中共党史发展的过程。这样，“两个发展趋向”成为分析和阐释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范式或新视角。
从党史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看，胡乔木“两个发展趋向”范式表明，他并没有全然放弃革命史范式，只是要试图跳出以往僵化的“路线斗争”的窠臼，同时他的这种范式更不同于他之后党史界更为激进的现代化范式和“新革命史”等范式。实际上运用的是以革命史为主，兼采其他范式的方法。一方面，他对传统的革命史范式进行升级改造，使其在新时期更具有适应性、阐释力；
另一方面，他没有以其他的范式去替代党史研究的主线、主题、主旨。他的这种探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很大的过渡性、双重性，同时对于今天史学工作者正确理解和对待不同研究范式的共在、共生亦不乏启示意义③。
（二） 新的叙事方式：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相结合
传统党史书写比较侧重宏观、总体研究，其优点在于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得出规律性认识，其弊端在于忽视历史本身的复杂含混性。胡乔木主张“党史应写清楚历史脉络”，抓住重大事件、领导人物和关键节点，但他在强调党史“宏大叙事”的同时，亦主张微观研究，利用基层档案、口述历史、个人日记等史料，从历史处境和普通民众的视角“自下而上”地重新展示历史多元发展的进程。在承认党史通史、断代史价值的同时，他提出应该加强对专题史的研究。党史、革命史不能仅仅书写大人物，还应该去关注和研究一些“少数人”“小人物”，这样才能以小见大，以不同的个案丰富党史研究内容。当然，也并非将所有不同党派、阶层和立场的人都写进党史里，但有些重要的应该写［1］305。另外，党史研究应该具有全球视角。胡乔木注意到在美国、苏联、日本等国都有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会、研究所，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提出，应在全球視野下开展比较研究，始终占据党史研究制高点。
（三） 新的话语风格：史家笔端要常带感情
提倡党史编著应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1］293。党史著作具有政治理论性和学术性，但同时也要有可读性，有阅读价值。针对以往党史枯燥、干瘪的写法，胡乔木提出要学习《左传》《史记》这些中国历史名著的成功经验。要有感人的场面和生动形象的人物，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这就要求史家对历史有一种“参与性”理解，对革命历史不能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史家应“笔端常带感情”，“对于悲壮的历史，要有悲壮的感情，要用悲壮的文字来表达”，这样写出来才会“有声有色”。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文字要有波澜起伏，切忌平铺直叙、一潭死水。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大开大阖的章法。这样才能引人入胜，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爱不释手，潜移默化受到党史的教育与熏陶。
1991年胡乔木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题记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胡乔木为党史书的编写立下的一杆标尺。其中或许也已经蕴含党史“三大体系”构建三大目标：学科体系下的党史要发挥资政育人的独特学科贡献，要做到“可取”；
学术体系下的党史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唯实原则，要“可信”；
话语体系下的党史要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要“可读”。
四、 坚持党史研究的人民性、战斗性、民族性、创新性，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史“三大体系”新篇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史“三大体系”需要继承和弘扬胡乔木等老一辈党史工作者的治史理念，不是拘泥于其个别的表述或论断，而是把握其精髓、实质，以推陈出新、有所建树。
第一，坚持党史研究的战斗性，筑牢“党史姓党”的政治防线。战斗性是党史工作的鲜明品格，党史工作者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者一样，必须站在与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史实驳斥各种试图否定、歪曲和污蔑党和人民革命历史的言论。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战斗品格仍不过时，仍不能丢，相反，应该筑牢“党史姓党”的政治防线，以正确的历史观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坚决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和倾向。
第二，坚持党史研究的人民性，树立为人民著书立说的学术价值观。“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8］包括党史在内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把人民作为研究的主体，回应人民的需要。党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阐明，党的斗争的胜利是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党的斗争史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干部、党员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切合作者、支持者的历史，两者密不可分。党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在为人民服务这层意义上而言的，真正为人民做好学问、大学问，把学问写进人民心坎里，这样才能赢得历史的荣誉。因此，党史研究者应该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力作、精品。
第三，坚持党史研究的民族性，将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9］407党史研究应该有中国意识，民族性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带有一定的民族特点”［1］231。所以，党史研究应以“中国的事实为主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讲清新中国70年“三个伟大飞跃”的历史逻辑。
第四，坚持党史研究的创新性，不断加强党史理论建设。党史是一门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党史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理解，而不是流于形式，止于口号。同时还要不忘本来、吸收未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又向外看，“不断用历史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所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7］121。为此，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着眼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胡乔木在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也有不足。既是党史工作领导者，又是党史学者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治史理念有时具有双重的性格，而且因受时代条件制约，他治党史的理念也存在前后不太一致的情形，其党史理论表述比较分散，系统性、理论化程度不够。尽管如此，他对于党史学科的史学定位，对党史学科话语体系的积极探索、守正创新，在同时代党史研究者中仍可为翘楚。
当前，中国特色的党史“三大体系”构建已经开题，但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性不强，且究竟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史“三大体系”，党史学界仍在持续探讨中，任重而道远，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胡乔木为代表的老一辈党史工作者为构建党史“三大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党史工作者应该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续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新篇章。注释：
①党史学界有学者以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为对象，提出设立一专门学科，但对这门学科的称谓并不统一，主要有“中共党史学史”和“中共党史史学史”两种表述。第一种表述比较具有概括性，但它必须首先对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和“中共党史学史”三个子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中共党史学史”这一概念才不致被误读、引生歧义。“中共党史史学史”由“中共党史”和“史学史”两个概念合成，相比较“中共党史学史”所指更明确，但表述冗长不太简洁，似乎也不太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所以党史学界较多采用“中共党史学史”之表述。因无论“中共党史学史”还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皆因“史”字的黏连读来拗口，词意难断，故笔者在认同“中共党史学”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拟将“中共党史学史”分解为“中共党史学科史”和“中共党史学术思想史”两个概念，分别指涉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外两个不同层面与维度，力图避免“中共党史学史”概念表述的不确定性。
②党史学界关于党史学科的学科归属大致有五种意见：政治学；
历史学；
具有政治学色彩的历史学；
既非政治学又非历史学的独立学科；
并非独立学科，只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标准局学科分类认定其为“历史学”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之下的三级学科，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同列。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则将“党史·党建”单独列为一级学科。因为标准的不同，党史学科身份模糊含混，长期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地位。2021年，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将“中共党史党建”设立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成为目前党史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学界存在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之争，两者成为解释中共历史发展的“元叙事”。但追根溯源，两者并非截然对立，根据最早将现代化范式引入史学研究的罗荣渠的理解，现代化范式目标是“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因此，对两种范式理解不可非此即彼，既不可以范式“转换”，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更不可刻舟求剑，拒绝向现代化范式的开放。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杜玉芳.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3］胡乔木.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刘英.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5］朱家梅.胡乔木论中共党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6］鲁书月.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2022-01-0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2.htm.
［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育东）
（校对：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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